2017年公務員時政熱點：如何看待二維碼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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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依靠乞討為生長達9年的王大爺，早前接受街坊建議，花了500元買了一部手機，打印了微信支付寶的二維碼，并貼在了用來乞討的水杯上，讓沒現(xiàn)鈔的市民掃碼付款。

乞討者用上了二維碼，有了微信和支付寶，而且他還是位老人，在他的很多同齡人還搞不清楚微信和支付寶如何使用的當下，老人的舉動確實夠前衛(wèi)的。

通常來講，乞討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將乞討作為賴以維生的手段，乞討所得完全用于維持基本生存所需;一類是將乞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乞討者樂在其中或者至少是不以為苦;一類是將乞討作為一種謀利手段，借乞討發(fā)財致富。對于第一類而言，乞討者通常不會太看重金錢，甚至會更傾向于得到食物施舍，這一類屬于應該被求助者的群體;而對于第二類而言，乞討者會更希望獲得金錢，以便使用金錢購買到更多額外的享受;至于第三類，則屬被譴責之列。

現(xiàn)實中，如果不了解更多背后的信息，人們很難對三類乞討者進行區(qū)分，這也是為什么一旦第三類乞討的被曝出靠乞討致富之后，前兩類乞討者也遭遇質(zhì)疑的原因所在。

能不能接受“二維碼乞討”，取決于我們?nèi)绾慰创�乞討這個現(xiàn)象。如果將乞討僅僅看作一種維持最低限生活水平的方式，即靠乞討得以活命度日，那么，“二維碼乞討”顯然已經(jīng)超越了這一限度，使得乞討者因為能夠聚集起一定數(shù)額的錢財，生活變得比一般的乞討人員相對“富足”，甚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生活富足者。但是，如果我們將乞討看作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可以基于自愿選擇的生活方式，那么，“二維碼乞討”的存在便不再有什么可奇怪之處，而只是選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者“與時俱進”的結果而已。

相對于抱著大腿強行乞討者而言，掃碼施舍需要施舍者具有更大的主動性，因此其施舍行為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自愿性。換言之，一個想要，一個愿給，雙方你情我愿，沒有危害任何人的利益，也就沒有任何可指摘之處。

就深圳的這一具體案例來講，最該讓人關心的不是二維碼，而是誰給這位乞討的老人出了這個主意，誰幫乞討的老人申請開通了微信和支付寶，又是誰在背后幫助老人對微信、支付寶和綁定的銀行卡進行維護。更重要的是，老人通過二維碼乞討來的錢是不是真的到了老人的手中。

如果老人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乞討，有關部門有義務為他提供救助服務;如果老人的乞討是自主選擇的生活方式，乞討來的錢也歸他自己所有，背后沒有任何操縱者或強迫者，那么，我們也只能說，如果老人愿意，就隨他去吧。而如果乞討來的錢別有歸宿，背后還有操縱者在，那么，有關部門就應該介入查一查，既凈化社會環(huán)境，也維護乞討老人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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