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的潛質

　　1960年5月，以色列將逃逸15年的“屠猶元兇”阿道夫*艾希曼從阿根廷緝拿歸案。漢娜*阿倫特請纓作為《紐約客》特派員，前往耶路撒冷采訪114次庭審過程，并發(fā)表了基于這一審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

　　根據阿倫特的觀察，這名惡貫滿盈的猶太種族大清洗的前線指揮官，看起來相當平庸，“個人素質極其膚淺”：個子不高，外貌平平，舉止呆板，表情乏味，甚至連狡猾都稱不上，自我辯護也顯得詞窮理屈，與其說艾希曼是個惡魔，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名極為普通的公務員。阿倫特對艾希曼在“二戰(zhàn)”期間的所作所為及其個人本質進行了重新界定，認為他不具有伊曼努爾*康德曾提出過的“極端的惡”（Radical evil）——擁有堅定理念與信仰的“惡”，“平庸的惡”（Banality evil）才是他背負至少300萬無辜死難者罪責的潛質。

　　阿倫特通過“艾希曼”這一具象的標本，在《報告》中對“平庸的惡”作出了條分縷析，半個世紀已過，似仍值得咀嚼——

　　被腐敗政治激怒，被天真理想激蕩，以超常的熱情投入政治性抗議活動，這是“平庸的惡”的原始動因。當年希特勒宣揚的是日耳曼是天生的優(yōu)質民族，而猶太人是必須消滅的劣等民族，這是“凈化人類”的需要。全民族的“艾希曼”幾乎全然投入了這一政治性抗議活動。如阿倫特所說：“聰明的煽動者借優(yōu)美的詞句造成超常的刺激情境，尤其是抓住年輕人這個易被感染的年紀，他將發(fā)現很容易就可以帶引他們走向為他的政治目標效勞的方向”�！鞍�希曼”們在成長中被灌輸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們的血管中，再加上潛伏于人類基因里、潛意識層面中的對權力的崇拜、對控制他人的欲望，肆意施暴也就順理成章了。

　　從根本上說，“平庸的惡”的始作俑者乃是體制和社會結構本身。阿倫特說：“平庸的惡是現代性的產物”。就個體而言，艾希曼也許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德國紳士，也許是一位愛社會、愛家庭的官員，也許是一位嚴謹而不失優(yōu)雅的傳統(tǒng)德國公民，然而，在希特勒主政的集權社會中，他卻成為一名絕對服從命令的官僚。在納粹這部“發(fā)動機”中，艾希曼猶如一個“齒輪”，在前后左右都擁有相同“齒輪”的轉動下，自己也不得不隨之轉動，“永不生銹”。艾希曼在接受審判時喋喋不休地為自己辯護，說的最多的一句話便是：“一切都是服從命令”。人們在反思“惡”的平庸性時，應該注意到單一的集權主義環(huán)境是如何孕育著這種“平庸的惡”。自不待言，艾希曼的罪行理當清算，但這僅是“末”，追究“平庸的惡”之“本”在于社會體制�！�—阿倫特關于納粹集權主義體制下全民“艾希曼”現象的分析，至今仍不失其警策意義。

　　艾希曼曾經親手簽發(fā)了處死上百萬名猶太人的命令，但是，阿倫特認為：他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惡動機，而在于他是一個根本拒絕思考的人，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后果根本未予思考，也沒有外在的聲音能喚醒他的良知。阿倫特將這種沒有思考的人生視為行尸走肉，“邪惡是那拿不定主意為善為惡的人做出來的”。正是這些“道德冷漠的社會”所造就的類似艾希曼的“正常人”，在虐殺狂飆驟起時，陡然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斷力；也正是由于千千萬萬的失去自己頭腦的“艾希曼”的參與，才可能使得奧斯維辛式的災難成為事實�！捌接沟膼骸�，“平庸”就在于它失去了作為人的最起碼特質：思考。如阿倫特所言：“人是思考的存在”，思考是一種遁離現象界、回歸內心深處的“二而一對話”，倘若一個人對自己行為的意義不加思考，日久便會麻木不仁，這正是艾希曼由“平庸的惡”導致政治罪行的邏輯前提。

　　納粹非人化的荼毒是“艾希曼”輩出、“平庸的惡”叢生的關鍵要素。阿倫特是這樣分析納粹實施非人化過程，即三步“殺人”法：第一步是“殺法權之人”，即剝奪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這是全面宰制一個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殺道德之人”，使被殺者“在歷史上成不了烈士”，“無法用良心來作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殺絕人的個性思想，“摧毀人的個性就是摧毀人的自發(fā)性，摧毀人靠自己重新開始的能力”，使之在非人化的待遇下，既沒有自主的能力，更沒有反抗的意愿。在納粹政府多年專制的“政治宣傳”以及高壓政策的限制下，“艾希曼”們早已喪失了“自主”和“反抗”的環(huán)境與權利，出于對自身的保護，幾乎沒有人敢于質疑甚或挑戰(zhàn)納粹政府的權威，正是這種“從眾”心理和漠視的行為造就了遍及社會各階層的“平庸的惡”，戰(zhàn)后，社會呼吁“普通法西斯”也值得懺悔和反思，雅斯貝爾斯甚至認為，凡是在納粹時代生活過的人都要承擔刑事、政治、道德、集體這四種罪責。

　　納粹時代過去了，但把納粹的歷史性罪惡拿出來清理，并作深入的探討，這永遠不會結束�！捌接沟膼骸钡挠^點至今依然是學術界研究德國人在納粹統(tǒng)治下所犯罪行的一個坐標。在我看來，阿倫特分析“艾希曼”潛質的“平庸的惡”的觀點似為我們反思“文革”提供了一個視角。因為這場“浩劫”除了存在決策者和領導者的“極端的惡”，難道人們不應該從數以億計的參與者中探究一番“平庸的惡”的軌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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