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埃博拉考驗國家動員能力

　　不斷發(fā)展的埃博拉疫情凸顯出的最重要問題，是國家動員能力的欠缺。作為埃博拉病毒起源地的西非國家從來就不曾擁有強大國家動員能力，自不待言，就是美國、歐洲諸國，其一度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也已顯衰敗。

　　動員能力是人類文明與人類社會誕生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存發(fā)展的前提。人類文明之所以得以誕生，關鍵就是尼羅河谷、黃河中下游居民在與洪水的斗爭中發(fā)展起來的動員組織能力，原始人群體由此形成有組織的社會。

　　動員能力又是決定一個社會在戰(zhàn)爭和災害考驗中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單有物質財富和生產力并不能讓社會長治久安，中國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無數(shù)慘痛的教訓。鴉片戰(zhàn)爭時期，正是由于動員能力不足，經濟實力雄厚的中國連續(xù)失敗在西方列強炮火之下，進而被強行固定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不利地位上。

　　動員能力又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發(fā)展的關鍵，無論是資本積累，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抑或是對先驅產業(yè)的推動，成敗高下都取決于動員能力。西歐是現(xiàn)代產業(yè)革命的發(fā)祥地，其動員能力數(shù)百年來是全球其他地區(qū)的楷模，昔日相對貧困弱小的西歐藉此連續(xù)超越了伊斯蘭國家和中國。但民主過度的現(xiàn)行體制已經令西歐動員能力空前虛弱。在可預見的未來，西歐動員能力也不可能發(fā)生實質性的飛躍。

　　鴉片戰(zhàn)爭后百年有余，中國曾苦于國家能力不足，經過數(shù)十年血與火的考驗，才鍛造出國家強大的動員能力。從1976年唐山地震到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災、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fā)、2008年南方大面積雪災和汶川地震，再到2010年玉樹地震，以及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直至今日，中國政府和社會在抵御災害、救災、災后重建和應對經濟危機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動員能力與組織能力，始終令世界印象深刻。即使拿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在2005年新奧爾良卡特里娜颶風災害中的表現(xiàn)來作對比，中國也無須汗顏。

　　一國動員能力得之不易，保持更難。要保持足夠的動員能力，首先要保持足夠的政府財力。與奉行西式政體的國家不同，中國體制在動員能力方面的優(yōu)勢表現(xiàn)在發(fā)展和動員人力上。正是依靠這種動員能力，以充裕的人力替代稀缺的資本，毛澤東時代以較少的資本投入完成了大規(guī)模的工農業(yè)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yè)建設。輕薄者盡可以譏笑“人海戰(zhàn)術”，但意欲有所作為卻無能為力者是深知這種動員能力的價值的。

　　動員能力、特別是動員人力的關鍵在于凝聚社會共識。突如其來的瘟疫沖擊沒有成為美國社會暫停紛爭、共同抗擊的契機，反而開啟了一幕又一幕新的黨爭攻訐游戲，甚至普通民眾也熟練地將對抗疫病作為抱怨“種族歧視”的借口。無怪乎《福布斯》雜志特約撰稿人里克·安哥這樣感嘆：“難道這個國家真的就沒有剩下一點東西能讓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共同承擔，而不是（一出問題）就馬上有人沖進最近的電視臺就最新的問題指責總統(tǒng)、政府、種族歧視或者其他方便指責的對象？”

　　從財政汲取能力到動員人力，到凝聚共識，這些能力的價值永遠不會是過去式。功業(yè)成于困苦磨礪而毀于安逸，我們的前輩不知承受了多少磨難方才鍛煉出這套動員能力，我們會不會溺于一時之快而毀之棄之？會不會惑于巧言令色而自廢武功？看看外部世界比比皆是的反面教訓，看看我們面臨的形形色色挑戰(zhàn)，我們需要時時警醒自己消除貪圖安逸心理，警醒自己提高辨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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