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不死人不重視”能“倒逼”多少進步？

大學生徐玉玉“被騙死”案神速告破，無疑是值得點贊的，無論對死者家屬還是出離憤怒的廣大群眾，都可以說是一個安慰，這個新聞事件大概也要“翻篇”了。是的，死者不能復生，再怎么憤怒，徐玉玉都不會回來了，但是，我們應該追問的是，悲劇是否還會重演，是否還會有下一個“徐玉玉”?

還會的，我以為。如果“不死人不重視”的“慣例”不破，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徐玉玉”。雖然作為個案的徐玉玉事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這種由于全社會的“民憤”所“倒逼”的神速破案，恰恰暴露了長期以來普遍存在，以至人們麻木到“見怪不怪”的種種問題：無人能“幸免”的信息泄露，無處不在的電信詐騙，無人攔截的“騙子專號”，無所作為的運營商和監(jiān)管不力的“有關部門”，以及“法不責眾”的執(zhí)法部門。

此次大學生“被騙死”事件，更是多了種種無恥的“站臺”與卸責，比如，有人指責大學生“智商不夠用”，有人呼吁加強大學生“逆商教育”，按這么說，錯在大學生“太傻太天真”，“不作死不會死”?有專家替運營商抱不平，覺得即便170、171“騙子號段”關閉，全部實名制，也不可能杜絕電信詐騙，按這么說，既然“天下無賊”做不到，又何妨讓賊“橫行天下”?既然虛假醫(yī)療廣告“防不勝防”，又何妨讓百度“推波助瀾”?甚至有專家說，按照警方屬地管理的原則，山東臨沂警方想要破案的話，“去廣東、廣西，話費的成本早就超過被騙的9000多元了。”按這么說，警察執(zhí)法還得考慮是否“劃算”?

眾人把對信息泄露、電信詐騙的憤怒的矛頭，指向了通信運營商、收集信息的公共機構、負責監(jiān)督的主管部門，但其實，與控訴騙子“沒良心”一樣，對“通信運營商”“有關部門”的憤怒也是徒勞的。就拿徐玉玉事件而言，高校說沒打給過徐玉玉母親，便撇清了關系;教育部提醒大學新生別受騙，便盡了責任;工信部表示，將進一步加大對虛擬運營商的監(jiān)督管理力度，便算是表了態(tài);中國電信、中國聯(lián)通和中國移動等實體電信運營商沒有一個站出來說我有責，看來，“騙子專用號段”都是“虛擬運營商”單干的……就連警方方面，雖然神速破案，但除了抓捕騙子，暫時看不出有順藤摸瓜，追查泄露信息者并繩之以法的決心;更沒有看到此案騙子所在的“電信詐騙之鄉(xiāng)”以及全國各地警方的呼應和表態(tài)，看來，大家都只是把此案當做“個案”而已，并沒想過以此為契機加大打擊當?shù)仉娦旁p騙的力度。

目前，電信網(wǎng)絡詐騙已然成為一大社會公害。據(jù)統(tǒng)計，每年民眾因為電信詐騙損失金額高達100億元。受騙者廣泛，不僅農(nóng)村的老人，城市知識分子和精英，甚至湯唯等明星，都有遭遇電信詐騙的經(jīng)歷。

《刑法修正案(九)》頒布實施后，泄露公民個人信息已入刑。但從實際看，法不責眾似乎仍是常態(tài)，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在實際中的判例并不多。一般的盜取信息、侵犯隱私行為——比如被作為商業(yè)信息、當作客戶聯(lián)絡等，都只會按照民事案件處理。有新聞披露，電信詐騙的破案率不超過3%。

既然電信詐騙早已成無處不在、無孔不入、人人喊打的“全民公敵”，既然侵犯公民信息罪的法律早已制定，既然相關部門的責任早已明晰，作為執(zhí)法部門，警方豈能因為“法不責眾”而“柔性”執(zhí)法?對違法行為，豈能因“普遍存在”而“普遍容忍”，只有等到“死人”并形成巨大輿論壓力了才“個別不容忍”?這樣以犧牲公民生命換來的“倒逼”進步，看似立竿見影，實則作用不大。如果徐玉玉的死只是換來個案的告破，而不是對同類案件的從嚴追究，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徐玉玉。

事實上，就連徐玉玉也不是“受騙死”第一人，今年5月，就發(fā)生過“甘肅鄉(xiāng)村教師范銀貴被電信詐騙23萬元后上吊自殺”事件，也曾引起轟動，但并沒有因此而令電信詐騙的氣焰受到多大打擊，更沒有阻止徐玉玉成為第二個“范銀貴”。而這幾天，除了徐玉玉之外，山東臨沭縣的大學生宋振寧同樣因為被詐騙導致猝死。此外，湖北十堰的準大學生李倩倩4萬元學費，也在這幾天被騙光。

要讓依法治國落到實處，執(zhí)法部門就要不留余地，不計得失，無需“倒逼”，始終做到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才能維護法律的尊嚴，才能讓人民群眾感受公平正義。

文/李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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