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guī)劃的＂短板＂

　　用“日新月異”來形容我國近30多年的城市建設，并不過譽。但也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不容忽視，那就是各地頻現的“短命建筑”。如：2006年，成都市在金泉鄉(xiāng)圈下6500多畝農地、投資20億元建造的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園，僅舉辦了兩屆“非遺節(jié)”，總共使用了不足30天就廢了；“西湖第一高樓”僅用了13年就被炸掉；廣州天河城西塔樓剛建了4層就“爛尾”，不日遭爆破；投資2.5億興建的沈陽五里河體育場僅使用了18年就被拆毀；日前，“短命建筑”又添“新丁”：始建于上世紀90年代的南京市地標性建筑——圖書發(fā)行大廈被拆除。

　　作為一種城市文化的載體，城市建筑自有一定的“壽命”。據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規(guī)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確定的建筑耐久年限為100年以上，一般性建筑為50—100年。略為作一橫向參照，在英、法、美三國，建筑統(tǒng)計平均使用壽命分別為132年、85年和80年，因此這些國家城市里“百年建筑”比比皆是。有統(tǒng)計數據顯示：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每年新建面積20億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鋼筋和水泥，而建筑的平均壽命卻只能維持在25—30年間。

　　我國何以頻現“短命建筑”？不可否認，有些建筑商唯利是圖，以次充好、偷工減料導致建筑不達標而提前拆除，但是，質量差并非“短命建筑”的主要因素，而且，像上述列舉的多為一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筑，根本不存在質量問題，而是癥結在于不理性、不科學、急功近利的城市規(guī)劃上。

　　必須指出，當下，有些地方領導確實存在嚴重的“政績焦慮癥”。我們并不是忌談甚或忽視“政績”，因為它涉及對官員履職成績的評價問題。我們反對的是政績異化現象，這一現象大致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單從經濟指標判定政績。上世紀30年代美國人發(fā)明了GDP，用以反映一國或地區(qū)生產水平最基本的總量指標，它一度成為我國某些領導片面追求政績的“香饃饃”；二、城市建設的形象工程。尤其是近年來土地價格快速上漲，拆遷置換出土地帶來的賣地收入，更讓某些地方政府熱衷于大拆大建。這些患有嚴重“政績焦慮癥”的官員好大喜功，對城市規(guī)劃朝令夕改，以致“短命建筑”層出不窮。

　　城市固然需要變化，需要發(fā)展，但它亟須以科學規(guī)劃為要旨。一些西方國家“一戰(zhàn)”以前設計的建筑仍然能使用到現今，充分彰顯了城市規(guī)劃的重要性。咱也有悠久的城市規(guī)劃傳統(tǒng)，但傳承得不夠，再加上歷史上出現的斷層，使得城市規(guī)劃沒有很好地跟上城市發(fā)展的步伐，屢有亂象：或光從規(guī)模上攀比發(fā)達城市，不顧實際地“跟風”；或為了解決眼前的外來人口居住問題，盲目建住宅區(qū)；或無視地理環(huán)境的限制，在不良地質上修建大型建筑；或房地產業(yè)的畸形發(fā)展，給城市的未來規(guī)劃埋下了隱形弊端；等等。

　　地方政府對城市規(guī)劃需要有長遠眼光，因為規(guī)劃者承載的不止是一代人的責任。倘若一個城市僅著眼于當下的風光而設計，為著滿足“一把手”政績渴求而建設，那么，這樣的城市規(guī)劃要么不切實際，要么大手大腳，要么透支資源。優(yōu)美的城市有賴于規(guī)劃者的理性思考，諸如：城市發(fā)展與當代“宜居”的關系，與建筑安全的關系，與遺澤子孫的關系，與生態(tài)文明的關系。倘具有了如此的思路，“短命建筑”這一城市規(guī)劃的“短板”現象何愁消除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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